[color=Blue][size=2]和朋友们在一起探讨教育问题，这是莫大的幸福。也许这里会比较简朴，但是，只要坚持民间立场,坚持守卫自己的话语权，以后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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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新书   1、给校长的建议；2、学校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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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两所学校外部环境相似，资源条件也相同，依然可能是两所不同的学校，那是两所学校有着不同的教育追求，学校的追求主要反映在目标上，一是培养目标，二是办学目标。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学校办学是为培养人服务的，所谓办学目标就是为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致力于建设什么样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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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地区的校长开始走出当地，去先进地区学习先进经验。上海的一些知名学校每年都要接待不少这样的学习团、考察团。走马观花一番后，拿走一些资料或者操作要领回去后依葫芦画瓢，我认为那是很盲目的举动，也是十分危险的。

      这些年来中国涌现出一批“明星”学校，那些升学率创造“奇迹”，被所谓专家学术包装之后，又经媒体放大，引发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对这些学校趋之若鹜，蜂拥而去“取经”，一些地区甚至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公开发文，号召当地学校向那些明星学校学习，学习他们的“成功模式”，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十分盲目，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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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们常常心事重重，巴望着可以放假休息，可一旦休息下来，依然不能放松自己，你魂不守舍的样子，时不时的，心思又被自己拉回了学校那些烦人的事情上去了；晚上失眠是一些神经脆弱的校长们的职业病；当了校长以后，在学校不得不做出和颜悦色、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可回到家却变得容易发脾气，遇事很急躁，让家人很难接受。如果你有这些症状，要么你总是感觉筋疲力尽，要么你会情绪失控，恣意肆行，这时你要给自己减减压了。

      我不那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出差到一些边远的小镇，会不由自主地羡慕那里的人们悠闲的脚步和自若的神情。现代化似乎总是与快节奏和高压力相关， 手机、电子邮件、网络、汽车，这些现代化的设备理应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活成本，可是它们丝毫没有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反而被它们绑架了。你的工作和生活越是与这些电子产品、现代设备相连，你就越是受到它们的摆布，在提供给你便利条件的同时，你不幸地更方便了别人对你的打扰。我就碰到过一分钟不看一下的手机就坐立不安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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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是一个每天要不断被打扰的职位。

      一大早，你雄心勃勃地准备把手中的工作和事务处理干净，可到头却还是一事无成。时间久了，便不再计划自己每天的工作，也不由自己来安排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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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是我国创办的最早一所新式学校，于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之门，也从此中国的教育一直在学国外，学日本、美国、前苏联，直到现在还在学，学到“言必称希腊”的地步，实在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缺乏用于指导我国现代教育的本土化的和原创性的理论。

      因此，我敢断言，那些真正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大教育家，一定是“通古今，贯东西”的顶级人物。校长们有此雄心和素养当然更好，实在做不到也无干大碍，亲近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教育做一些原创性和本土化的贡献，哪怕一点点贡献也很了不起，也总比那些照搬外国时髦名词却消化不良的“知识贩子”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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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校长朋友们害怕写东西，一到要交总结、论文和我布置到作业时，就说难以下笔。其实没有也不会有一门学科教人写作，最好到写作一定是“以吾笔写吾心”的。如果你不会写或写得不够流畅，多半是因为你还没有传承前人思想和理论的功夫不够，你从现实生活中和工作中发现问题的眼光不够，你善于质疑的勇气和能力不够。因此，你如果在教育问题上能言会道和下表如神，真正的功夫在教育之外。

      校长们要学会从教育之外不同的视角和方法重新看待司空见惯的教育问题。以下我介绍一些视角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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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思想家想要构筑理论大厦，比如马克思，他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一种思想家则有感而发，他们干预社会，往往破坏得多“建设”得少，比如鲁迅先生，他无意于将自己得思想系统化和结构化，他只是批判，他的文中处处在闪光，如同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只是言说，却不去做大部头理论著作。在欧洲，那些构建理论大厦的思想家被成为是“刺猬型”的，而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则被称为是“狐狸型”的，这两种思想家形成了两种思想的范式，前者叫做“日耳曼式”的，后者叫做“盎格鲁式”的。

      教育思想也有“日耳曼式”和“盎格鲁式”的范式。我认为，一个有思想的校长，应该有对内的和对外的两个面相：对内，校长展现在教职员工面前的是“日耳曼式”的；对外，校长展现在同行和社会面前的则是“盎格鲁式”的。这就是说，在教师面前，校长应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思想，要努力使自己的表述趋于完整，应该是建设性地对教师工作和学校发展提出自己结构化了的理论大厦；在同行和社会面前，校长应敢于批判现状，勇于干预社会，通过“破坏”，努力为学校和教育发展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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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越多，思想就越少。

      在某些领域，科学的成分占多数，而思想的领地极少。假如我们都是从事医学研究，我没有必要与大家谈论思想，医生们坐在一起探讨癌症治疗方案，谈的都是些数据和观察到的事实，谈什么思想呢？假如我们都是从事航天事业的，也没有必要多废话了，航天思想很不重要，重要的是数据和观测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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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讨论说校长的任期有多长才好？不同角度看待校长任期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从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看，他们不那么希望校长的任期过长，这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校长任期过长，恐怕在学校里扎根太深，威望太高，自成一统，占地位王，直到教育局对学校指挥不动了，影响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政令畅通；现在干部年轻化，教育局官员上任时岁数不大，怕指挥不动校长，所以新上任的教育局领导班子往往一上台就开始洗牌，因为谁任命听谁的，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因此，教育主管部门从来不倾向于规定校长任期，因为那会使权力部门调用干部时束手束脚，再不能“为所欲为”。即使那些立志实施人事制度改革的地区，尝试使用任期制、聘任制和竞选制，也多半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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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最大的职业风险是道德方面的风险。这是教育这个行当决定的，人们可以接受一个企业老总花天酒地，可不能认可一个校长有道德瑕疵。那些权力不稳的校长，格外要注意，在哪里倒下都可以，切不能倒在失德上，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校长们要爱惜自己的每一根羽毛，要紧紧盯住自己的道德路标，一刻也不能放松。

      可是，教育界和学校偏是个缺乏阳光的地方，其中的一部分人目光短浅，偏爱搬弄些无聊的细碎的是非之事并以此为乐。因此，有时候一个校长再光明磊落，也常常被人背后议论，一丁点的蛛丝马迹都会引发那些好事者的浮想联翩。所以，一个有道德感的校长千万要有耐性，坚信自己只要行得正，对那些流言飞语不必耿耿于怀，受委屈和误解是一个校长必须经历的考验，也是你为当校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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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到任一所学校，却发现离任对老校长每天出现在你身边，因为他被教育局党委安排给你当顾问了；你发现你当老领导现在是你当副校长；或者你学校的党组织书记原先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于是，你发现你开展工作很不顺利，你感觉四处都有威压，而你又不能确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时，就得考验你得政治能力了，如果作为校长，你不能有效地掌握权力，受伤害地绝不是你个人，而是这所学校。

      以下一些建议可用于帮助你打破原有地政治格局，建立起新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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