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Blue][size=2]和朋友们在一起探讨教育问题，这是莫大的幸福。也许这里会比较简朴，但是，只要坚持民间立场,坚持守卫自己的话语权，以后这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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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年新书:     1、没用办不好的学校－－郑杰教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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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到广州花都讲课，周五住下时已近12点，一早起来奔赴会场，下午得飞回上海。大会虽然只安排我讲一个半小时，但对我的体能来说却是很大的考验。

      从甘肃到湖北到广东，行色匆匆，许多朋友敬佩我的体力，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那是因为单纯，两年来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几乎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可我忙忙碌碌地却只做一件事：帮助校长们理解学校和驾驭学校；那些定居的人们，心中未必有我的安详和宁静，因为他们每天要应对许多事、面对许多人，而那么些事和人未必是他们愿意应对和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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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胜利小学张浩强校长晚上一起在梦天湖散布。

    胜利小学从元气大伤到如今再度辉煌，是一直憋着口气绝不服输的结果。当年张校长接手这所学校时，骨干教师都走得差不多了，因为一家国有民办从胜利小学这所名校脱胎而出，那里需要“支援”。类似的挖空一所好端端的公办学校的墙角，去兴办一所可以收费的“假民办”学校的荒唐例子，在十年前是十分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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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作者，您好！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教师月刊》创刊号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
    无数个白天与黑夜的煎熬，终于可以稍稍舒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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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讨论教育问题更让人着迷的了。

    这三天，我在武汉江夏的梦天湖度假村，为武汉的中小学骨干校长讲三天的课，这对我的智力和体力上一个双重的考验。但是，我很乐意与校长们在一起学习，尤其是课后的讨论，虽然基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但促进了每个人的心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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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白银市教育局官员在餐桌上探讨起来感恩问题，大家普遍的一个感觉，那些得到慈善救助的孩子不知道感恩。虽然慈善的目的不在于得到回报，本来就不该奢望受救助者的感激涕零，可是至少也要道个谢吧！李局长说，一次到南通去观摩了那里的感恩教育，孩子们具体感恩母亲，场景十分动人，那里的教育搞得真好。

   由慈善扯到感恩，我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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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6月可以在上海待一阵子，一大堆“俗事”等我费点心思去担待，可是，短暂停留了一天，我听从希望工程的召唤，登上了去白银的旅途。“为什么满身疲惫，一脸倦容，去那边知名度地方？”机械地整理我的行装时，我这样问自己，而答案是“为了尊严”。因为在接受希望工程发给我的聘书时，我曾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指向哪里，郑杰就有义务和责任出现在哪里。

    如果你是信徒，就要对上帝承担义务；如果你是公民，对国家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因为惧怕惩罚才遵守神圣或者世俗的法律的，他们的行为就不是出于义务，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通过对风险和结果的计算。假如一种信仰或一个法律不是由人自愿承诺和出于“公意”，则不会有真正的责任感。因此，在学校，也不能强制灌输一种信仰给师生，也不可强制灌输一种规定给师生，否则他们即便他们在遵守，也不是为了义务和责任，而是为了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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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人”，在这一点上历来都没有什么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还是更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人。教育方针中提出将下一代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教育应“以人为本”、教育应为“学生一生幸福”服务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将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在主张教育培养的人应该首先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思想被称为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教育思想的代表性是“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它们认为应将人类文明成果和永远不变的法则传递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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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桂林的灵川县，为那里的骨干校长做培训，不由得对他们表示钦佩。在灵川，校长们没有享受相应的干部待遇，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和额外津贴；在学校他们基本上没有财权也没有人事权；那里没有实行聘任制，他们今天是校长，明天可能就是副校长或者索性就是教师了。在灵川二中，曾经当过“一把手”校长的有三位，一位现在是副校长，一位成了总务主任，还有一位在当教师。

    几乎每个校长都在说，校长真不好当，可是却极少有人会提出辞职。我心里想，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继续干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唯一的结论是，他们还有欲望，而且欲望显然强于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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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中学可以说是一所“巨无霸”学校了，学校占地一百多亩，教学班一百多个。显然，如何管理这样一所学校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到那所学校去当校长，与其说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种“苦刑”。我见到那里的领导班子成员每天轮流在值夜班，处理不完的学生事件，简直是焦头烂额，不堪重负。如果能让学生自主管理，由他们自己来维护学校秩序，那该多么美好！

    可是，学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吗？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们的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很差，调皮捣蛋的显然多于尊规守纪的。我们对学生充满着不信任，难道他们值得信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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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我曾经工作过的北郊学校又一次举行“公决”，全校130名教职工对工会主席如何产生进行了无记名投票，结果是108票主张“直接选举”，22票主张“间接选举”。这是北郊学校历史上第二次“全民公决”，第一次是由我策动的，虽然当时我试图推行的绩效工资改革方案被否决，可我认为校内民主取得了胜利。

     在我们的观念中，民主具有独立的价值，即，民主虽然可能导致“设计精美”的工会主席选举方案或绩效工资方案被否决，这些方案被否决的话，也许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会被推迟，但只要是“民主”胜利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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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家，教育家一定是在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和建树的人士，他们或在教学思想领域，或在教学模式方法领域富有特质和成就，而被老师记住。中国需要教育家来支撑中国教育史，而不能由着教育史变成了政治史和政策史；一部没有教育家的教育史是苍白的。
    
    让教育家搞教育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是让他们去办学却可能的有害的。因为该教育家一旦成为校长，则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将自己一个人的教学思想和模式放大到全体教师；我们必须警惕他们为了顺利推行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模式，却粗暴地剥夺教师们在教学思想和模式方面的选择权，而将教师看作行政权力所应该驱使对象，或被有意看作是教学方面一无所知的“迷途的羔羊”，从而导致学校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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