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件艰辛的劳作，对我这样一个不提笔就无法思索的人来说，写作成了无法逃脱的苦难。但是，如果让我放弃写作，或者提起笔来却写不出东西，势必只有去承受更大的苦难了。于是，每年岁末，我都以虔诚之心，祭一祭我的笔，试着写点东西，以迎接注定了的新的苦难。
     
   09年的最后一天凌晨，我从武汉回到了上海。在武汉的三天，我走了六所学校，用我的头脑为校长们提供服务，而在服务的同时，我被感动和被激励，无疑，这三天与09年的其他363天一样，都没有虚度，也根本没有机会去虚度。
      
   回顾09年，我出了两本书，都是在旅途中写完；新的一年也会是两本，也会在旅途中完成。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0年中，我的生活都将是这样一种方式：走学校，思考和写作，然后再走学校。我甚至认为，这种生活方式要比生活内容重要得多。
     
   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即使是相同的工作和生活内容，也可以拥有不同的方式；反之，同样的方式也可处理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在我看来，此生是做教育还是做别的什么，都不是由着自己决定的，唯独可以驾驭的就是做事的方式；生活中的那些必须经历的事件，也是由不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是可以自主做出选择。人的精神伟力，正在于“形式”方面的选择。
    
    假如我们将工作和生活都比作是艺术，那么，艺术只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形式，无论交响诗还是造型艺术，都只是一种形式。 尤其是抽象派和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可见的图形和结构已经从“再现的意义或与相似客体的关系”中分离出来。
   
     所以，艺术人生就是一个将生活方式独立开来，并将此作为“审美对象”的并付诸行动的人生。哲学家康德证明脱离了感官内容的纯粹秩序或结构具有形式的意义，他说，“形式居于事物之中，构建了它的本性”。 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无论他在做什么，都会用同样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简单的独立存在的以及不变的形式，完全不接受任何变化，不管什么方式或什么时间的变化。”（苏格拉底语）
    
    正是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作和生活的内容，决定了人的本性。因此，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提起笔来思索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一年来人的“形式”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再去清点工作和生活的内容。
   
     此时，窗外迎新的鞭炮声已渐渐平息，手机问候的短消息也不再有，鞭炮也好，短消息也好，都是方式，这些方式是可感的，直接呈现了迎新的本质。那些鞭炮的种类和短消息的内容，其实是不重要的。亲人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把酒言欢本身才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在追问自己的只能是去年一年中我活着的方式，我怎么活要比活着更值得去审视；我要问自己是怎么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是怎么爱一个爱我的人的，是怎么思考那些需要思考的事物的，以及是如何谈论那些必须谈论的话题的。
    
    因为事物的形式是独立的，所以事物的形式也就成了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当我的学生和徒弟们在记录我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忠告是：请你们关注我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请我的学生们学习我的方式，请徒弟们模仿我的方式，而无论学习还是模仿，都只是寻找到自己言说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形式。
   
     因为事物的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当有人羡慕我的勇敢和洒脱的时候，我不允许他们妄加评论。我只是让他们和我一样坚定地去寻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他们知道，唯有反映自己本性的方式，才没有胡乱地将工作和生活放在了心灵之外。
    
    09岁末，回到上海，发现上海最大的热点居然是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民间大“对骂”。上海以外的人鄙视上海人，而上海人在捍卫自己的所谓的尊严。我不会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一切非理性的讨论适合于一切非理性的人，也就是当人们以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的讨论，正反映了他们非理性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非理性，这是他们的本性，而正是这种本性，总是将人类推向灾难，无论他们正讨论多么崇高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多么有必要：是人类美好未来还是英国毒贩还是上海人是否该说上海话，都只可能招致灾难。
    
    于是，与理性为伍，唤起人们的理性是我的生活方式；向一切非理性宣战，将是我这一辈子的生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