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文集

新年试笔2012

郑杰 — 2012-1-1 1:21:53

这是一场游戏而已。

过去的一年，我玩过了植物和僵尸，于是活得更清醒，清醒地知道原来最是险恶的，终究还是有规律可循。那些貌似复杂而迷人的游戏，一旦识破，还是简单。

人似乎就是为看破某些东西而来，起先都是神奇的，带着惊讶的表情和眼神注视，可随着桌面上人们的年龄与我越比越小，全部的生活便到达了别处。

每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否与我有关，都只是词句和逗点；每一个好消息，无论与我是否有关，也都只是词句和逗点。也许很有意义，似乎每个消息都很有意义。也许毫无意义，似乎每个消息都毫无意义。

2011年，我的第一站是内蒙，闹钟没响，赶不上飞机，在去年的今天，我没能如约。2011年的最后一站，我从新疆回，是他们没有如约。回上海后与西藏日喀则的朋友聊天，一个上午，他们赏了我一罐红牛，没喝，现在正在喝。

植物战僵尸，第一局到最后一局，这叫做历史；2011年，第一站和最后一站，这叫做历史；从出生到死亡，这叫做历史；从土司执政到土冒掌权，这叫做历史。

没有不被称为历史的，记录还是不记录，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如此这般的记录，还是如此那般的记录，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当你越是想记住些什么，或者越是想忘却些什么，无非是墓志铭的两种不同写法而已。

我很消极吗？不。我很积极吗？不。我有时消极有时消极吗？不。正如植物与僵尸，消极与积极只是玩家的瞬间情绪，ipad关上了， ipad没电了， ipad被偷了，游戏便终止了，与积极和消极无关。

无论是植物还是僵尸，它们都无言地听任人的凌辱，却不会有人道歉。因为那只是游戏，就如我们今天一切重大的典礼和仪式，凌辱过了，不必道歉的。

于是便有个声音在告诉我，别在意自己，也别再在意别人的在意。人的两只空洞的眼睛，全都向着光明，那是因为光明原本也是空洞的。

开始怀疑什么了吗？不，早已怀疑过了。开始怀疑曾经的怀疑？不，也已经怀疑过。在每年此时，都会如同此时枯坐的佝偻着背的男人，现在才知道那该取名为植物或者僵尸，提醒自己不再怀疑，连同对怀疑的怀疑。

行动？我有行动吗？有，我的行动就是给人以希望，如同我给予我自己的，以及给某些人的。我的行动就是将希望全都刺痛，如同我给予我自己的，以及给某些人的。

我发现我在蒸发唉，如此轻盈，和冰冷。我发现我正在凝固唉，如此沉重，和冰冷。我发现我快要被染成鲜红，如此艳丽，和冰冷。我发现我终究会成那淋漓的刀锋，如此坚贞，和冰冷。

我发现自己就快成了，成了喜悦的一朵云，把刚才还惊心动魄的游戏抹成了苍白。

于是，在2012年的第一个凌晨，当我的小狗们都睡去的时候，家中的和不远处的小狗带着她们的心事睡去的时候，我望了几眼窗外，决定，叫一切回到原来的色彩，苍白。

一个不错的消息

郑杰 — 2011-12-31 0:29:51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
邀  请  函

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活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人类教育的核心命题。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体现了教育的本质，破解教育的核心命题。她的目标是：使人认识生命的价值，增长生存的智慧，培养生活的信仰；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有价值的人，使人成为幸福的人。
旨在构建现代教育价值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实施近4年，以云南全面实施为重点，走向了全国20多个省市有关地区和学校，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的高度肯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得到了学校、家庭和有关机构的广泛参与。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目标，大力实施“三生教育”，构建现代教育价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由云南省教育厅主办，云南三生教育基金会承办的“三生教育”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定于2012年1月7日至8日在春城昆明开班。诚邀有志于学习、研究、传播、实践“三生教育”的有识之士踊跃报名。
办班宗旨：大力实施“三生教育”，构建现代教育价值
主办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云南三生教育基金会
参培对象：教育行政管理者、学校管理者、教科研专家、人文社科专家、学者、业界精英、记者、企业培训讲师、教育类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等。
报到时间：2012年1月6日
报到地点：昆明绿洲大酒店
培训时间：2012年1月7—8日
报到要求：因本次研修班名额有限，请接到邀请函的单位和个人认真填写并于2012年1月4日以前（以传真方式）向会务组发回《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参训意向回执》表明参训意愿，经“三生教育”学术指导委员会审定后再发正式参会通知，方可凭参会通知赴昆明参加研修。
培训内容：分为理论讲授、专家演绎、实践分享、分组研讨、发展展望等模块进行。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中国关工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林格教授将亲临授课，来自全国的“三生教育”践行者们将呈现鲜活的经验。
费用承担：本次研修班不向学员收取任何费用，对全程参加培训的学员将报销往返旅费，食宿由组织方负责。
联系方式：云南省教育厅三生教育处
联系人：黄忠明老师（手机：13608708597）
  杨维才老师（手机：13987866650）
电    话：0871—5164413（传真）
邮    箱：239648234@qq.com
三生教育网网址：www.ssjy.org.

    附件：“三生教育”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参训意向回执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中青年教师学习促进会宣言》

郑杰 — 2011-10-3 16:04:50

我们相聚在一起，是为了成就自己，是为有所改变，不是更完美，而是更自我。

可是，我们为着探索真理而可以忘却自我，早分不清谁是导师，谁的学生。

可是，我们为着坚守理性而可以放下自我，变得如此坚韧，如此勇敢。

我们不就是一个个天真的孩童吗？在这个美好的精神家园里，我们纯净着自己的灵魂，丰富着自己的学养。

每到倦怠时，总会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当付出越多，我们却可以变得更充盈，也更自由！

合肥八中郑杰工作室

班主任：人类道德的守夜人

郑杰 — 2011-10-3 12:19:36

为什么“人人管德育”的局面始终无法形成？即，为什么那些管教学的干部和不担任班主任的任课教师不那么太关心德育工作？

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思维上的定势，只要格外重视某项工作，就要派一拨人马来管这项工作：格外重视德育，就要特设一支抓德育的队伍，比如分管德育的校长、德育主任、团委书记和班主任等等，由这些职位上的干部和教师专事此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为加强德育工作，还给予他们特别的津贴。于是，对那些管教学的干部和任课教师一个暗示：德育与我无关。

在已经明确德育工作责任的情况下，竟然希望其他人与“德育工作者”一起“齐抓共管”，那是荒谬的。这就如同我们明确交通秩序归公安交警管，我们这些小民与他们站在一起在马路上指手画脚是不合适的，所以从来不会有人说，交通秩序需要“齐抓共管”的。所以，班主任管德育，承担德育方面的主要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不必将管不好德育归罪于其他教师，就如同交通警管不好交通秩序、经济部门管不好经济而归罪于民众，着实是在推卸其应负的责任。
可是与其说班主任在管着学生品德成长，还不如说班主任在管着“纪律”，人们夸奖一个好班主任，

首先是看他能不能把班级“搞定”，似乎最好的班主任就是那些很有威权，让学生敬畏的人，他们能做到“在与不在一个样”。能搞定班级的班主任是受任课教师欢迎的，也是受同行羡慕的。可是，我们必须明白，把学生管服帖绝不是一个班主任的主要工作，因为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在控制纪律方面的功效颇大，而恰恰又是这些手段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原则，给予学生“恶”的启发和影响。

我们无法简单地通过学生的行为来评定学生的道德层次，比如学生能遵守纪律，也许是出于恐惧，也许是出于能获得某种奖励，也许是出于能取悦于人，在这些动机下，学生虽然遵守了纪律，可是却不能代表他们的道德成长；再比如，学生为灾区人们捐款，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他们是否热烈参与来判断他们是否有爱心，更不能根据其捐款的多少来评判他们爱心的强度，因为如果学生的恐惧、对外部奖励的需求、取悦于教师的愿望都能促发他们捐款的行为。

一些手段对学生的纪律产生影响：

比如“简单灌输”，把纪律要求用简单的语言向学生进行宣传，这样的宣传是自上而下的，是粗暴的和不对等的，凡是生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简单粗暴的和不对等的，因而是恶的。

比如“机械训练”，把行为规范要求化为一个一个基本动作，而后一个一个进行训练，务必做到整齐划一、无可挑剔为止。军训为什么不能促进学生道德成长，是因为我们将军训看成是对学生行为训练的一次绝佳的机会，趁这次机会好好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有走路、端坐、作息等方面的规矩，岂不美哉？现在连有些小学也开始军训了，我们还美其名曰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比如“身心惩罚”，即对学生的越轨行为进行惩罚。现在很少有班主任会傻到明目张胆地体罚学生了，可是校园内充斥着伤及学生尊严的“软暴力”和“心理虐待”，威胁、恐吓、监视、利诱等手段都是恶的。这些手段中最恶的一种就是鼓励学生“打小报告”，不仅使学生们“沐浴在白色恐怖之下”，而且使告密者的人格受到伤害，而人格的伤害是花一辈子都不可康复的。

比如“量化评比”，即对学生的纪律进行评分，一旦不符合纪律要求的要扣分，还组织学生干部拿着评分标准各处巡查，见到不守纪律的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扣分。到一个阶段，被最少扣分的班级或者小组便会拿到流动红旗之类的奖赏。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学生们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评价，一旦哪些行为不属于评分范围的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后果之二就是造假，用一些表面的行为来应付检查，而一旦检查组离开就依然如故了；后果之三就是报复，今天你检查我扣我的分，那么明天轮到我有权了，我会把你扣我的扣回来。我们长期来对学生“自主管理”存在有意无意的误解，学生的自主管理变成由学生干部替代班主任去管其他学生，他们成了班主任的帮手（帮凶），这哪是什么自主管理呢？

在这些恶的手段之下，学生们的纪律也许很好，行为也许很规范，可是埋下的种子却是恶。那是因为，道德的手段与道德目的没有保持一致，即，我们希望学生能自觉遵守纪律，希望其行为能趋于道德规范，可是我们作为教育者和管理者本身却用了一些不道德的手段，虽然这些手段见效很快。
因此，班主任的主要责任其实不是纪律，而是学生道德的成长。而要促进学生道德成长，不是搞更多的德育活动，而是确保自身的手段和方法符合道德原则，信守人类道德原则未必可以带出一个“纪律严明”的班级，但是却能在学生心灵中埋下善的种子。

人类有着共同的道德原则，主要是以下五条：

一是重视生命价值。简而言之，重视生命价值就是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也就是说班主任不能把学生当道具来使唤，哪怕你的目的再崇高，也不能牺牲学生的个人权益。那些强制学生放弃个人愿望而满足学校、班级的所谓荣誉的做法是反人道的。重视学生生命价值还意味着学生的人格尊严应该受到维护，虽然他们年龄小些，虽然他们可能犯错误，可是他们有与我们成年人一样的人权，人权是天赋的，不是班主任赐予的，因此也就无权剥夺；在学生的人权中，人格尊严权无疑是一个核心人权，因此，尊重永远是德育的第一原则。

二是重视诚实和说真话。我们一方面从小对孩子们说“狼来了”的故事，另一方面不断地强化他们造假的行为。在压力和竞争面前，人常常更容易放弃道德原则，而首先放弃的一条道德原则便是诚实和说真话。班主任为了使自己带的班更出色，在某种压力或者竞争面前，可能示范、纵容甚至亲自导演学生的造假行为，而得到的报应就是学生将造假习以为常，最终班主任可能在班级里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三是重视善心善行。善心是恻隐之心，善行是帮助弱者的行为，应使两者保持一致。每个班级都有困难学生和问题学生，这些学生是班主任道德的试金石，衡量教师有否信守道德原则，看看班主任如何对待这些学生就可以了。当你嫌弃他们，恶待他们，你便是在向全体学生宣告，面临困难的人，存在问题的人，这些人是不值得怜惜的，是可以被唾弃的。一旦用你的行为向学生们做出了宣告，你居然还希望他们可以真心实意地关怀和帮助他人？

四是重视公平公正。公平和公正是描述班主任的奖励和惩罚是否合理，当班主任把某种好处给予学生，或者把某种糟糕的境遇给予学生时，尤其要格外的慎重。因为凡是不公平的和不公正的处理方式，会瓦解人们的信心，并且激发出人性中恶的一面。身处在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们不会更道德，他们会用堕落来回应不公平和不公正，而且基本上都会选择堕落。

五是重视自由和自主性。自由和自主性都在强调选择性，即班主任要尊重人的自由和自主的选择权利，奴隶是没有什么道德的，他们被强制因而他们只会通过破坏来显示其存在。道德从来属于自由民，因为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所以他们才自愿承担道德责任。使用那些不容置疑的口气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其实就是对学生的智力和品德的奴役。道德是人的一种自决，而从来不是一种强制。
班主任，请你承担起道德责任。不要期望别人帮你，不要心里想着任课教师与你一起来管德育，这个班交给你了，你独自承担吧！在世风日下的今天，如果你不能承担，还能期望谁？你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要担当起“守夜人”的职责。

《湖北教育（新班主任）》是一本德育工作者的杂志，区别于其他任何杂志的地方应该是：将道德原则视为杂志生命，永远警示从事德育工作的人们保持道德手段和目的的一致性，而一起来造就道德守夜人的精神家园。

校庆日

郑杰 — 2011-9-24 16:45:13

华士实验小学与辛亥革命同龄，百年校庆邀我参加，虽然我格外关注这所学校的每一个进步，可是我依然没有出席。但凡校庆，都是做给领导看的多，即使校龄比中华民国还悠久的学校，见到大大小小的连辛亥革命都未必懂得的领导，也只能毕恭毕敬。在这种情形下，想真正办一次属于华小自己的校庆，估计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习俗的力量比人强。

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可我依然可以想象主席台上嘉宾云集，而官员们一定是居中的，至于普通教师和学生倒是可以忽略的；虽然我没有拿到校庆纪念册，我也可以想象纪念册的头几页上的领导题词和领导关怀，领导的顺序一定是按级别高低排定的，是绝不会有错的。有一次我和校长们开玩笑说，你们以后印宣传册千万不要在里头放官员们的身影，因为官员现在是高风险职业，说不定哪天被双规了，你们抠都来不及。可是，看来谁都无法免俗的，因为已经成为一种“俗”。那些百年老校，即便如清华这样牛的高等学府，真要开时代之先声，搞一场校庆的变革也是不可能的事。

习俗来自于自发的活动，似乎是一种无声的约定，当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后，反过来会制约人们的行为，当在其中的人们试图背离或者反抗时，便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改变习俗，是因为照习俗去做就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在一个主张“和谐”的社会里，安全感是一种奢侈品。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思索过，那些习俗事实上在伤害人健康的生活，尤其伤害人健康的精神生活。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习俗对人的神经系统显然产生了压抑的效果，他说，“它（习俗）的训令，常常是非常急迫地向他强征暴敛，要他过多地自我克制，过多地放弃本能的满足”。因此，精神分析学治疗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把个人从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者至少让他意识到他的某些欲望被该部落的道德和禁忌强加在他身上的诸种限制淹没或歪曲的方式，以及他的整个人格被这些限制塑造的方式。

华士实验小学虽有百年，而且是一所农村学校，可是他们一点也不保守，相反他们明确提出要办一所真正属于儿童的学校，至少在观念上，他们非常超前和领先，他们希望这里的一切都为儿童而存在，无论儿童化的校舍，还是儿童化课程，还是儿童化的教师。如果按照他们的意愿，校庆应该为儿童，为如同儿童一般的教师，那么这样的校庆一定是有趣的，有活力的，众人狂欢的和令人难忘的。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校庆似乎从来就不属于学校，更不会属于学生和教师；即使部分属于学生和教师，也只是属于那些学生和教师中的“精英分子”。

于是，校庆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和冠冕堂皇的，可以想象那些冗长的重要讲话，空洞的祝贺语，高度组织的有秩序的沉默的观众席。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只是校庆的一个个道具，每个人都在忍受着无聊的议程，每个人都在期盼着校庆早日结束，每个人也都在庆幸典礼终于就快结束了。组织者费尽心思，耗尽精神，半年甚至一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一天快快结束。

我们都无力去抗拒习俗，即使是理应个人化的婚礼，这么昏天黑地的海喝的习俗，大多数人尚且无力摆脱，更何况那些已经公众化的校庆了。那么，人们是不是真的不能改变庆典的方式，而只能在校庆之后去疗伤？在“过度克制”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自己的精神受损，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不，习俗的本质恰恰在其可变性，那些严重背离人性的习俗其实是可变的，而且是必须变的。而之所以背离人性的习俗还能继续压抑着人性，显然是因为人的理性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当大多数人处在非理性状态下，这个社会会倾向于将司空见惯的现象看成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而从不怀疑其必要性；少数人的理性是无法让这一切有所改观的，他们只能成为更强大的非理性的牺牲品。习俗从来是由多数派决定的。

因此，在我看来，可怕的并不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背离人性的、劳民伤财的无聊的庆典，可怕的是我们将背离人性、劳民伤财和无聊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更可怕的是，我们还存在着将之作为一种荣耀的潜在的危险。这些年来，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又一个庆典，在一些人看来不正是荣耀是什么？

于是，解决之道似乎只在教育了，就如同华士实验小学要做的，让我们的孩子过上理性的和觉醒的生活。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将会有习俗，会有那些不可抗拒的强大的习俗；可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是，他们的那些习俗应该是出于人性的和有尊严的。

教师阅览室

郑杰 — 2011-9-24 15:07:32

合肥八中这些年社会声誉鹊起，而学校未来的发展无疑靠年轻一代教师的成长。作为八中的顾问，我主动提出为他们学校带若干徒弟，于是，便有了十二个人的第一次会面，会面地点在八中豪华的教师阅览室。

    我眼中看到的八中阅览室简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酒吧和咖啡店。将教师阅览室建得豪华和气派，是为了吸引教师平日里能放下工作到这里休闲一下，聊聊天，读读书。可是，据我所知，教师似乎并不那么热衷于到这么个好地方阅读，理由无一例外都是“工作太忙”。八中教师非常敬业，工作压力也比一般学校大，一所处于上升期的学校，士气高昂，却常常容易牺牲生活，包括牺牲掉精神生活。于是，豪华阅览室的桌椅上便蒙上了灰尘，建设中的合肥市政务区，灰尘本来也就不会少。

    入座后，我们开始讨论我们这个团队的追求问题，我认为那是个方向问题，值得花时间达成共识。大家便七嘴八舌畅想起来，每个人的三言两语似乎都与幸福相关，我意识到年轻教师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需要“终极关怀”。

    发言中，方立立老师说，“我们要自由”，她说得很坚定，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如果问教师们最需要什么，问今天的人们要争什么，答案一定与自由有关，因为自由是一个人幸福的前提。当一个人去做乐于或有力量做的任何事情，还有什么不幸福的呢？

     可是接着，方老师赶紧补充，不过我们这么提，不知道校长会怎么想？她一提起校长，我便明白，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虽然每个人都爱自由，都希望去争取自由和权利，可是又似乎担忧被人认为自己对现实不满，那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八中的王建明校长是少见的那种思想开明的人，他的经营能力尤其让我叹服。可是，为什么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对自由愿望的表达充满恐惧？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大声地对所有人宣布“我爱自由”？方老师说，校长也没有办法！

     我自己当过校长，我如此珍爱自己的自由，也珍爱教师们的自由，可是在我当校长的时候，我对拓展自己和教师们的自由也无能为力。那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在有意无意地将自由涂抹成一个贬义词，一旦宣布某人“自由主义”，就在说这个人很散漫；同时受害的一个词就是“个人主义”，当某人被批为“个人主义”就在贬损这个人“自私自利”。于是，中国未来的文明和进步其实取决于能否肃清语言流毒，流毒不清，捍卫自由就只能是偷偷摸摸的勾当了。

    我想引导我的徒弟们理性地认识自由问题，因为他们对自由的正确理解关乎八中的学生们的幸福，在这所培养出李克强这样的杰出官员的学校，还应该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他们必须明白，一个有强烈的自由诉求人才可能真正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他们对幸福的向往绝不会以牺牲别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对自由的理性思考最终总能将自己的行为与放纵分开，而与平等和博爱贴得如此紧密；他们一定不会以无限制的权力优势去奴役学生，他们会倾听学生心里的声音，也更学会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而不至于被自己奴役。

    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正是自由意识的进步”，直到自由获得普世的实现之时才能抵达其顶峰。如果我们学会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一所学校的历史也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人的历史便是这个人的自由意识的进步。因此，我对我的徒弟们真正有效的指引并不是丰富他们的知识，也不在于帮助他们幸福，说到底幸福只是他们私人的事。只有构成幸福根基的自由意识才是我们大家的：我们这个学习团队的，我们为之工作的这所学校的和学校中每个人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和世界的。

    对我们这个团队而言，其中每个人都是自愿加入的，无论当初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因为自愿加入，所以这个团队的便是建立在“自由意识”的基础之上的，而团队真正关怀着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要让我的这些徒弟们终于学会做一个自由人，一个具备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的人，他们终于能在每一次人生转折点上做出一种自由的选择，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们都愿意而且甘愿去承受。

    说实话，我欣赏空荡荡的阅览室。投入巨资修建良好的学习场所，是学校的义务和责任；而到和不到阅览室享受学习场所，是教师的自由。
我不能接受的一种场景就是，阅览室里人头挤挤，可每个人都是被强制的，他们表面上在阅读，而事实上是在被奴役。

    让我们记住托尔斯泰的话：“在任何行动中，我们看到的自由越多，我们感受的必然性就越少，反之，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总是如此”。

转：周为筠专栏：《德先生与赛先生》

郑杰 — 2011-9-11 21:09:36

1919年1月15日，中国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对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

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根据原来英语发音起了非常中国化的名词。两个充满人性化的启蒙先生便在90年前的中国诞生了，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陈独秀，他代表《新青年》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信这两位可爱的外国先生可以救中国。

《新青年》逐渐引起社会各种保守势力的责难，在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但却把责任归到两位陌生的洋先生头上，“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1号，1919年 1月。。这两位洋先生的大名，在这之前国人可是闻所未闻呀。

陈独秀器宇轩昂地声辩道，要拥护德先生，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必须反旧艺术、旧宗教。他斩钉截铁地强调，只有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而《新青年》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无别项罪案呢？

陈独秀高悬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这无异于撕破思想和制度黑暗的一道闪电。他认定唯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中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代表同人宣誓：“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上

当然，德先生、赛先生在西洋也不是一开始就享尽荣贵，“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同上。
陈独秀所说为迎接两位先生而流血闹事，更多的是指法国大革命。因为陈氏崇尚法兰西文明的民主政治，当初创办《新青年》就特以中法双语冠名。他坦言，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

胡适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热情不亚于陈独秀，他在两位先生的家乡美国度过了多年的留学生涯，和两位先生有过亲密接触。他对德先生的理解与陈独秀同中有异，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力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胡适理想中的德先生是温和渐进的改良，而非疾风骤雨的革命。

在《新青年》的队伍里，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孤单，因为除了陈独秀、胡适，还有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一时俊杰真心拥戴他们，努力地为两位洋先生鼓吹。其高调民主观以致要实现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科学更带有唯科学主义倾向，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

《新青年》高举德、赛两先生的旗帜，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对封建专制、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文言旧学予以毫不留情地批驳与痛斥，态度激烈如陈独秀、痛切如鲁迅、中立如蔡元培、温雅如胡适……他们批判的精神一直贯彻始终，在科学与民主的坚守上一致不二。他们寄望于德先生与赛先生解决中国一切的问题，以至于这两位先生被人称作“德菩萨”与“赛菩萨”。

陈独秀热衷于政治，日趋激进的思想不光为国故派所不容，也为当时政府不容。1919年3月大总统徐世昌给蔡元培施压，一些参议员起哄弹劾蔡元培，并要求取缔《新青年》。加之陈独秀私生活一直不检点，喜欢涉足花柳场。“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堂堂北大文科学长抓伤妓女下体，成何体统？陈独秀的独立特行引起了轰动。这当然使蔡元培很伤脑筋。人们都说北大的办学方针实在太“自由和开放”，原因除了《新青年》反传统外，还有陈独秀的生活作风不好。
蔡元培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后，身心深感疲惫，不得不决定废除“学长制度”，“丢卒保车” 牺牲陈独秀。陈独秀在北大是没有开课的专有学长，这实际上等于砸了陈独秀的饭碗。陈独秀没有接受后来蔡元培给他的权宜之计--去史学系讲宋史，而是专心地投入政治活动。

陈独秀的“出局”不仅决定着北大的命运，而且关乎以后十余年政治与思想的分野。“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致汤尔和（1919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果然不出胡适所料，陈独秀离开北大后，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逐渐变弱。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和民主旗手，终于与他曾经无限崇尚的德先生说拜拜了。他不仅仅告别了德先生，而且开始猛烈批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在1920年《新青年》第八卷1号上，陈独秀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阐述自由民主问题，并且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德先生此时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把持政权以压制广大劳动阶级的利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让他不再相信德先生的普世价值性。

很难想象这篇抨击德先生之文，竟出自先前那位最先讴歌之人。陈独秀思想的激变和转向，也预示着曾经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的《新青年》走向了分裂。

在《新青年》最后的“金字招牌”争夺中，胡适从欧美学习来的民主议事制度，偏偏导致了《新青年》同人的分裂。以启蒙者自居的诸同人，实在既不十分 “赛先生”也不十分“德先生”。

中国教师报专访，读来玩玩吧

郑杰 — 2011-9-7 1:26:18

中国教师报：人，常常是在职业的选择与被选择中完成角色转变的。你称自己是曾经被选择为校长，而今自我选择自由行走教育的生活。这种自由行走是你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吗，你的教育理想又是什么？
郑杰：在我回答类似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梦想，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人们羡慕我。可能更令人羡慕的是，我目前的工作方式与我的生活方式高度地统一在一起，我喜欢表达，喜欢在公众目前演讲，喜欢写出更多的文字来让人读到，而且我也很喜欢旅行，到处走走看看，结交不同地域文化里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我的，哪一天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写作，不让我旅行，算是要了我的命了。
我并不是一个很崇高的人，我也不愿意有人把我看得很崇高，如果认为我这样子到处走和说，还要不停地写就是一种痛苦，那就错了，可能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一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我来说却是惬意的，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而这样子过的，一个人只有在牺牲自己的愿望的，饱受困难去为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时，才显得很崇高，我恰巧不是，或者从本质上说，我根本不愿意这么做。假如有个崇高理想是我要追求的，却必须让我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想我也会拒绝的。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我只是在从事某种职业，这个职业是为“知识传播”而存在的，我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关于知识，有那么一个链条，有人负责知识生产，有人去消费知识，可是也要有人来传播知识，我发现很少有人做传播的事，或者有人想去做却做不好，比如那些大学教授，他们能生产知识，却不太善于将知识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去做了。之所以我很热心地去做，实在是因为知识传播这项工作恰巧符合我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
至于我的理想，我认为我的这个理想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我的这个理想在教育之外，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能让所有人都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潜能，那该多么美好！中国那么多人口，智商高的人以1/4计的话，也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可是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做些毫无意义的事，都在耗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都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在中国，有太多不幸的人，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毫无改变这一残酷的现状的希望。所以，我可能也有理想，而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我拯救不了任何人，我只是拯救了自己，为此我心满意足了。

中国教师报：任校长时很多人称你为“另类”校长，你接受这一称谓吗？你如何解读自己的这种“另类”？
郑杰：我接受，很接受。因为那是别人对我的称谓，他们愿意这么称谓，这个称谓客观地描述了我与其他中小学校长的区别，却是在校长队伍里，我比较扎眼，我承认我不是主流。而且，在我看来，这个称谓并不是恶意的，带有一些尊敬在里面，所以我能接受，还颇为得意。但是，我不会自称自己“另类”的，因为当我显示出与别的校长的不同点的时候，都不是刻意的，我不是为了反对什么而反对什么，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去做什么，我反对什么和去做什么几乎都是出自理性，我非常欣赏和悦纳自己的理性，当一个人很理性，至少在工作和学问上很理性的化，就会拥有更大的勇气，正是勇气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些别人看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名誉、利益或者领导的认可，总体而言我靠自我认定而获得尊严，而不是别人的评价。我的另类，其实并不在于我特别的勇气，而在于我的理性，就是所谓求真吧，这让我显得特立独行。而如果在教育界，一个求真的人被看成另类，就足以让人对这个行当失望了。

中国教师报：辞去公职后，你曾赋闲在家一段时间，期间读了很多在你看来不必与工作有关，也与名利无涉的书，这些书丰富了你什么样的教育思考？
郑杰：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失去工作，但我读书并不是只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读书是我的生活习惯。回想起我这个习惯的养成，主要有两条经验，一是条件不允许我读书，小时候父母强烈反对我阅读课外书，所以我总是偷偷的读，而且我的视力很差，基本上属于弱视吧，所以条件不那么允许我读书，可是很奇怪，有时候越是条件不允许，却越是激发了人偷偷读书的欲望，就如“少儿不宜”的电影，却越是能激发人窥视的欲望；二是因为我总是只读那些自己喜欢的书，我是一个不愿意苟且的人，在读书方面，我不那么愿意与我不喜欢的书妥协，我从来不和自己的心愿宣战，这让我每次只要捧起书来就进入饥渴的状态，所以我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无论闲赋在家还是忙碌在外，都一样。
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书看得很重，可是什么是有用？你认为有用的他未必认为有用，有用和无用都是相对的，比如我读《高等数学》，你不能说这本书对大学数学系的人有用而对我这个中文系的人就无用。我读书常常是无目的的，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有用而读书的，可是却有用，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知道敬畏，带着对知识的敬畏，对人类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能让我虽然活在尘世，虽然总是旅途劳顿，却能保持宁静。我很安心，那是书带给我最有用的东西。至于书对我从事教育活动的作用，那太大了，读书让我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更显得游刃有余。
读书无疑也加深了我对教育的理解，那就是，教育是复杂的，是不可以乱来的，这是我想要传递给我的听众和读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中国教师报：后来你专攻教育咨询，甚至以“教育咨询师”自居，你如何定位教育咨询师这一身份？
郑杰：咨询师其实是知识传播者的一个身份，还有别的身份，比如科普作家、培训师之类。咨询师的工作难度相对于其他传播工作要大一些，比如科普和培训之类都是“假定”读者和听众有问题，所以你只要备好课，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滔滔不绝地说，可是咨询却不行，咨询是要现场回答问题，是读者和听众的真实问题，作为咨询师要即兴地回答，因此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比如你的反应速度要快，你的知识储备要足够丰富，体能要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的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教育和管理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丰富的情境性，只有理解了现场的问题情境，才能准确而得体地做出回答。所以，这又是一个很过瘾的工作。
目前在教育界从事专门咨询工作的人不多，气候条件还不成熟，但我相信将来会意识到咨询比培训更有价值，我愿意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中国教师报：你在公办学校做过校长，也曾在民办学校有过任职经历，在你看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他们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郑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主要在于“老板”不同，公办学校的老板是教育局，民办学校的老板是企业家，对一个校长来说，无论在公办还是在民办，都是“代理人”的角色。在当公办学校校长的时候，我曾经错误地以为，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更自由，公办学校管得太多太死，而民办学校拥有完整的招生权、聘任权，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办学了。可是，我错了，而且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一个校长，在公办的体制内，很少有办学自主权，在民办体制内未必就有办学自主权。那是因为，公办学校的“老板”看着政绩，民办学校的老板看着收益，而无论政绩还是收益，都是以牺牲教育的价值为代价的，而事实上，无论公办的老板还是民办的老板，都十分地看着考试成绩，那是因为对公办体制而言考试成绩就是政绩，对民办体制而言考试成绩代表着收益。因此，无论在公办还是在民办，有教育理想的校长都是痛苦的。
不过，相对而言，公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更重些，因为并不是学校的考试成绩提高了你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办学权，恰恰相反，你办得越好，上面给你添的麻烦可能越多，比如条子生是个大问题，学校升学率高，结果条子一大叠，你不能照单全收啊，所以就开始得罪领导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把热门学校当成自己的私产来看待，不仅把你不愿意收的学生塞进来，还把你不要的教师塞进来，实在苦不堪言。公办学校得迎接各方“神圣”没完没了的检查评比考核，捆住你的手脚，让你不可能有自由发挥的机会；在上海更糟糕的是搞出什么校长职级制，你想吧，职级制的评委会主任是局长，你稍有些个性就完完了，无形之中，这个制度其实又是一个加在校长头上的枷锁。
民办学校校长的痛苦相对轻些，只要你把考试成绩抓好了，生源广进就是财源广进，老板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来管你的事，校长可以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我当时在民办学校当校长，与老板最大的分歧就是战略问题，我认为应该先抓考试成绩，在赚钱，而老板等不及，一个劲地招生，把学校塞满再说，结果学校差不多成了“工读学校”，所以很快就倒了。
所以，要是在公办当校长，差不多到中国的哪个角落里当都一样；而民办却不同，运气好的话碰到一个好老板，痛苦相对可以小些，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中国教师报：你是否对民办教育发展充满希望？因为，当下民办学校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
郑杰：我对中国教育，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都不抱什么希望。不是校长和教师不努力，我们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最努力的教师，他们充满焦虑，职业满足感很低，职业倦怠明显，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在继续努力工作。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出在学校外部的，你说的民办教育的生存状态不佳，其中大部分的苦痛与公办学校是一样的。
如果说民办学校有比公办学校格外的痛，主要是因为民办学校没有真正获得与公办学校的“同等国民待遇”造成的，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办教师的待遇提高了之后，对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这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来说尤为严重。义务教育本身是政府的责任，民办教育在为政府分担教育的责任，而政府却把民办教育当成减轻本地财政负担的好办法，这是错误的。而在高中阶段，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扶持优质公办高中，使民办高中得不到好的生源，所以鲜见成功的民办高中。至于大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民办大学居然能跻身名牌之列，简直是“痴心梦想”。
民办教育的生存状态不佳，这可能不会是短期的现象，在普遍的“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民办教育正在过冬，而何时是个尽头？我不知道，我是个悲观论者。

中国教师报：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损伤，现有管理体制下，公办学校如何规避这一问题？
郑杰：总体来看，我主张公办学校校长的频繁调换，因为校长一旦在一所学校做久了做顺了，就会走向独断专行，我所见过的所谓名校长，基本上都是学校里的“土皇帝”和“专制主义者”，他们将个人的教育观念以强制力量强加给教师头上，在学校里只能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这“反动”的。
你认为中国的中小学有文化吗？即使那些有上百年校史的名校，它们也没什么文化。即使之前曾经有过文化，经过那么频繁的革命之后，还能有什么文化！如果连文化都不曾有，还谈什么文化传承。在密不透风的管制之下，学校是没有文化的，有的只是“做法”，即不同的校长有不同的做法，换一个校长就有另外一种做法，频繁地换校长就会频繁地换做法，但这也总比某个校长做几十年而只有一个做法强些。
公办学校就是要让校长流动起来，这会让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意识到校长并不是成就一所好学校的唯一重要因素。只是校长的流动要有个法则，无论是长期任职还是短期任职，总要告诉校长们任职期限，否则即使能够证明长期任职对学校更为有利，也不能给校长和学校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有时候，教育主管部门恰恰不愿意宣布任期，是因为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校长，那么这样的控制本身是不道德的。

中国教师报：人们对“教育家”这一称谓始终是心存敬畏的，“呼唤教育家办学”是社会和我们教育人的一种集体愿望。在你心中，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郑杰：按我的标准来看，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教育家，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什么教育家。我的教育家的标准就是，教育家必须是个思想家。你看，历来能被称为是教育家的人，无论是孔夫子、朱熹、陶行知还是苏霍姆林斯基、杜威，他们都首先是思想家。可是，我们有思想家吗？没有，我们连思想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那是因为思想常常是危险的，对管制者来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总是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的结果就是取消思想。
不过，即使现在能允许人们独立思想，可是很遗憾，人类的教育思想已经死了，因为你现在能够想到的，前人都已经想到过了，你说要以人为本，这算不算新思想，是的，这是新思想，可是五百年前，甚至在更久远的古代，哲人们早就说过了，比你说得还好。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育”、“新基础教育”或者“新学校”等等之类的东西，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很新，可其实只要稍读过教育思想史的都会知道，那些新思想只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新表述而已。我这里并不是贬低这些新思想的意思，我只是说人类的教育思想已经终结。
此外，我还想为不再有教育家而庆幸，因为一个领域还主要依靠信仰、思想、信念、观念，那是这个领域落后的表现。就比如说医疗，最初也是依靠信仰、思想之类的东西，而现在去看病，不去医院却去找巫师、神父、和尚、思想家，那不是愚昧是什么？所以，教育的发展将不再需要思想的进步，而是需要依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个行当越来越需要从心理学、脑科学的成就来滋养，我们需要学会说“研究表明”，而不是说“我认为”。
哪个行当里流派众多，就说明哪个行当还不科学，当活跃着的“教育家”们一个个口口声声地宣扬自己的思想，还搞出许多流派来固步自封，那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中国教师报：你是从实践走向理论思考，又从理论思考走向实践，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民间立场的教育行者，你说你是在“流浪途中的”，我觉得正是在这种实践中积累的思考，才是有根的思考，这也恰恰是当下教育人最缺失的。你认为，一线教育者如何走出“思想的迷失”，教育理论与一线实践又如何实现零度对接？
郑杰：什么是好的理论，好的理论是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即好的理论可以对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才能指导人们实践。我是个草根型的实践者和理论家，当初我在做校长的时候，我在探索有效的实践，不惜冒犯错误的危险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当初的那些实践让我从错误中学会什么是正确的；而后我在做一些研究，我的研究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能把那些复杂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渴望获得足够简约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人们之所以不喜欢现在的一些理论，总觉得一些理论很高深很复杂，是因为这些理论为了像理论的样子而特意搞出来参加论文评审，或者为了评职称的，压根没有想过要让一线的教师读。
我觉得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要回归常识，没有比常识更重要的了，只要教师能学会理性，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便能够回到常识里，而不会被弄到“迷失”的境地里去。

中国教师报：有人说，今天的教育存在一种改革浮躁症。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教育人需要坚守一种什么样的改革立场和心态？
郑杰：烦躁是一种通病，不仅存在于教育界，现在是全民皆烦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造成的，人们总是害怕落伍，害怕被淘汰，害怕寂寞，害怕不被重视。缺乏安全感即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在恐慌之中；缺乏安全感还与不够自信有关，自信力不足，心中的能量不够，便会恐慌。
其实，有些恐慌是不必要的，回到你开头的问题上，好些人羡慕我的生活方式，可是真要他们也这么做却不那么愿意了，那是因为他们需要记取两句话，可能对他们获得灵魂的尊严和心灵的安宁有用，一句话是“艺高人胆大”，还有一句话是“无欲则刚”。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成长，而逐渐开始忘我的时候，幸福之路已经铺就。

《对话郑杰》序言1：调动心智，减少盲动

郑杰 — 2011-6-8 11:11:42

我和徐红校长都是中文专业出身，都带着些“诗性”的基因，这是两个“不务实”的人可以坐在一起飘飘然谈论教育问题的前提。

其实，她是个大忙人，在任一所规模颇大的学校；我也不是闲人，“在野”多年，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却也东跑西颠，常常忙得夜不能寐、食不甘味。

想必徐红是知道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之风，也知道“清谈误国”之说。一群士族名流，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不及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是为“清谈”了。清谈是名流的一大雅事，也曾是一大盛事。　　

“清谈”的方式，当属于“对话”，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　　

可是“清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清谈被批评为无用，清谈者也被讽为闲来无事、无聊之极。
而我和徐红却不以为然，历时半年，两个人千方百计寻找合适的时间，对着录音笔侃侃而谈，实在是一种享受了。人有时候如儿童般的，置旁人于不顾，去做某些毫无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在是快慰的。

激发我们做这场漫长的对话的原始动力，来自于华师大出版社的李咏梅女士，他们正在筹划“对话”系列书籍，将我的名字列入其中，是对一个“下野”的而又活跃着的闲人的褒奖。于是我与徐红便一拍即合。

对学校和教育问题的讨论有时候是无聊的，因为我们似乎很难有什么新发现，讨论往往只在平面展开，完全没有什么结果，弄得不好还会以抱怨和悲情收尾。

可是，如果非得要找到“清谈”的有用之处，可能会有以下几条：

一是调动心智。对教育大问题的思辨，会将讨论带入和越过许多更广阔、更深刻的命题，比如哲学、宗教、道德伦理、法理、艺术、人、自然等等。只要谈到教育问题，就会将人的所有知识储备卷入其中，人的全部心智都被调动起来，生命的力量会被自己陡然发掘。一头扎进俗世，心智不被激发，就会枯死。

二是减少盲动。教育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难题，标志着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领域的问题有如教育问题那么值得讨论，那是因为对教育问题的探究从来不会止于科学，而总是纵深到哲学和宗教层面；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回答教育的全部问题，人们一旦真正探究起这些问题，便会知道自己的渺小，而不会再一味盲动，在当今教育界，盲动实在太多，清谈得远远不够。

教育存在着两大敌人，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统一思想。教育一旦从实际出发，那么教育大问题便迅速被实际中的小问题所羁绊，最终葬送在功利世界里，失去梦想的光辉；教育一旦统一思想，则会使教育者失去思想和灵魂而成为行尸走肉，也会使教育不幸再次沦为政治或者经济的奴仆和帮凶。

于是，我与徐红的清谈，讨论一些似乎无关紧要或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实质是要回归教育的本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助手周莹女士，她负责录音和文字整理工作；感谢仇虹豪女士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郑杰
2011年6月15日
　　

《对话郑杰》序言

郑杰 — 2011-6-8 10:19:38

我和郑杰先生能成为莫逆连我自己也有些吃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同。

从现状看，年龄、性别差异显而易见，言谈举止也大有不同。他喜欢衣冠楚楚，我追求随性舒适；他常作深沉冷峻态，我总显轻松乐天状；他思维缜密严谨，我想象丰富、联想翩翩；他说话条分缕析，我语言跳跃穿梭，他常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我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他自夸著作等身，我自诩学生满天下。如果一一比较下去，实在难以言尽，只得借用文学，做个比喻，他像山，棱角分明、兀立不移，我更像河，清波细流流淌不已。

如此两人，竟然有漫谈教育的爱好，他开篇必从哲学侃侃而谈，我则用教育小故事应对；他中篇讲历史、法律、制度，我则讲我的感觉、感想、感受、感悟，他随后一定会谈到教育模式、理论、技术，我总是津津乐道我的策略、方法、案例；最后他一定会严肃地批判现实，轻看现有的教育现状，我则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声称只要还有理想，我们总能改变现实。我们的交谈虽常风马牛不对，但每每相谈甚欢，各得其所。

有一天郑杰对我说，我们一起谈本书好吗？我居然没太大犹豫就欣然答应了，轻轻松松地聊天，把内容记录下来，就能聊出一本书，这真是一个符合我特点的好创意。

于是，很多个下午，他香烟袅绕，我咖啡氤氲。我们围绕一个主题，各从各的角度，没有任何约束，完全放松交谈。有时为了一个观点，各执一词，很难调和，我们会迂回而过，另辟蹊径；有时为了打断他不厌其烦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概念分析，我会插播“最后一条是什么？”；有时为了佐证我的做法的正确，我会拉一、两个同事做旁证，以多胜少；有时我也会耐心听完他的长段演说，并给予他高度评价。经常感觉头晕目胀时，我们已经谈了数小时，一章的内容有了丰富的“谈资”。

随着一次次的交谈，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个极其理性的人和一极其个感性的人在思维的不断碰撞中竟然闪出一色的光芒：我们有着极其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实郑杰的理性思维似乎包裹得严丝合缝，但有一种温和的、散淡的、随性的光辉在悄悄散发，而看似让感情做主的我在关键时刻却也有沉静理智的时刻。

“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我和郑杰因为不同而成为莫逆之交，这是比谈出一本书更为宝贵和值得庆幸的。

徐红写于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1年6月13日